【徐晏卓】 “一带一路”在亚洲的战略目标与手段
【摘要】中国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存在范围、权重与主导性以及经济、外交与政治文化、军事影响能力不平衡的现象。这一现象导致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目标过程中，采取威望、引导的战略手段提高影响力比采取防卫、威慑的战略手段更加有效；对与自身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和经济预期较好的国家更具影响力。在短期内，中国形塑亚洲秩序的关键是亚洲国家的态度，但中长期看来中国形塑亚洲秩序的关键在于在主导性和政治文化、军事影响力的短板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一、“一带一路”型塑亚洲秩序的战略目标
2013年10月24日、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是2006年以来我国首次召开的针对外交政策的重要会议，也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针对周边外交的座谈会 [1]。这次会议距离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仅相隔一个多月时间，充分显示了亚洲周边国家在 “一带一路”这一中长期战略中被提升到与大国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亚洲国家是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对亚洲国家实施影响力的大小决定了”一带一路“推进顺利与否。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本文认为中国构想的亚洲秩序可以具体细化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战略目标的扩大与完善。对”一带一路“这一历史概念的传承和超越显示了中国在强盛时期不同于西方 “霸道”的“王道”治理逻辑[2]，在现今体现了中国重拾大国地位的宏伟战略目标以及中国崛起后与周边国家利益共赢的历史经验和外交政策良意。在历史上“丝绸之路”商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不仅展开了沿线国家的商品贸易往来，同时也由沿线国家共同保障和维护商路通道的安全。而商路通道的拓展与延伸，与中国的自身的经济繁荣和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密不可分。因此可以推论这一历史概念的再演绎包括了两个含义，即经济范围与运用经济实力提升影响力。一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都集中在内部资源与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的范畴将扩大到对整个区域和经济带资源的整合和结构调整，这无疑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范围和权重。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往来是以经济为先导，外交也是以经济合作的方式为主。在现有“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为了与周边国家创造更为全面和平衡的交往模式，外交，安全和软实力等因素并重提升到与经济并重的位置。
第二，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转变。在前两任政府执政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战略更多的着眼于大国政治与全球视野，亚洲周边国家相比较之下有些冷门。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亚洲周边国家被置于与大国同样重要位置，与大国的关系也被放置到亚洲地区内重新审视。比如，与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从以往的大国政治逐渐转变成为在亚洲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关系，中国与这三国的政治经贸往来也在东盟+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等东亚，南亚和中亚的多边框架下进行。
第三，重拾中国亚洲中心国家的位置。“一带一路”战略将中国置于亚洲泛区域关系的中心位置，但这一中心位置并非封闭和排他性的，相反中方的态度是开放和包容的。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并不属于亚洲国家，但中国认可与其在亚洲周边地区共存的现实。中方一直倡导的“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为了避免“一带一路”倡议沦为大国零和政治游戏。外交部长王毅将其解释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
二、“一带一路”的亚洲战略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于2013年提出，经过2014年广泛的宣传到2015年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中国逐步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秩序造成了影响和冲击。表一使用了ABS亚洲风向标第三波和第四波调查数据资料，用以分析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亚洲战略环境。ABS亚洲风向标第三波数据调查在2010-2012年间开展，而第四波数据调查则于2014-2016年开展，期间的民意动态变化恰好可以反映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前后，亚洲国家的民意变化。根据表一的数据，亚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在亚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未来十年最有希望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民众支持中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3]的国家这一看法的比率有所提高。对比未来十年与现在，所有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将成为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都有明显大幅提升。这一趋势体现了中国在亚洲被广泛认可的影响能力，且这一影响能力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有了稳步的提升。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认为美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与认为是中国的基本持平。这反映了亚洲国家对于中美在亚洲地区共存的认可，但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地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认为美国是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开始降低[4]。此外，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对本地区和本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对本国带来积极影响的比率有所提升，而对本地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比率反而有所下降。这几组数据的比率和趋势显示，亚洲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基本持积极的态度，认可其对本国的积极影响却对本地区积极影响存疑，反映了亚洲国家不愿错过”一带一路“战略对本国经济带来的机会同时也对这一战略对本地区格局带来的影响在安全上表示担忧。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一带一路“战略并不能很快的改善目前亚洲 “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然而尽管当前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处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但在中长期看来，亚洲国家一般认为中国有希望取代美国成为本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而美国的影响力随之下降。这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在中长期看来有可能有助于中国形塑以中国为中心国家的亚洲秩序。
三、 “一带一路”型塑亚洲秩序的战略手段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在形塑中国为中心亚洲秩序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战略手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历史概念的传承；国内外的连接以及大国关系的博弈。历史概念的传承主要使用威望的战略手段；国内外的连接主要使用经济引导的战略手段；而与大国关系的博弈主要使用的仍是引导，并逐步升级到主动防卫，但并未完全使用威慑的战略手段。这个三个层面被亚洲国家的接受程度决定了中国亚洲影响力-主导性方面的能力。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这三方面战略手段实施与受影响国家的接受度。
首先，“一带一路”是一个历史概念，很多学者认为重提这一概念蕴含了中华文明历史上王道思想超越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维度的“软权力“[6]。根据表一的数据，与中华文化更接近的国家，比如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和韩国，以及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马来西亚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作用更为认可和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中华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和缅甸等国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亚洲的积极作用认可度较低。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数据差异显示亚洲国家对历史概念的解读与中方不尽相同。部分亚洲国家担心“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亚洲秩序是中国意在恢复华夷秩序，本国恐沦为藩属国的地位。此外，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是一个强大、先进、统一的中国与一个相对落后无序的亚洲，而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却是一个正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国与一个文化身份认同各异，历史问题仍未妥善解决的亚洲。因此，使用这一历史概念形塑亚洲秩序需要处理的不仅是经济领域与亚洲国家的联动，更重要的是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圈和历史史观的认可和认同。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中国为起点向多个方向延伸连接欧亚沿线国家。根据表一数据，亚洲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更为认可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但对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认可度有所下降。这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很多学者提出的亚洲经济安全二元格局现象。从对本国积极影响度的数据来看，经济发展预期较好的国家，比如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对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看法比较积极，而相反经济发展预期较差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菲律宾、蒙古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看法比较消极。这一数据趋势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问题，尽管亚洲国家普遍认可“一带一路“战略为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但对本国经济消极的看法也与中国绑定在一起使得中国很容易成为亚洲国家国内经济问题的”替罪羊“。
第三，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同，亚洲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相反它已经与全球体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尽管“一带一路“战略所形塑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亚洲，且尊重传统域外大国，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区域的存在和地位，但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削弱了部分国家与域外大国固有的连接方式和联系紧密度。表一的数据显示在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亚洲国家对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度有所提升，而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看法有所下降，同时反映了亚洲对中国作为亚洲中心国家所产生的风险存在一定担忧。也就是说尽管亚洲国家对与中国战略对接有信心，对中国对本国的积极作用认可，但对与中国一道分担亚洲区域风险的模式存在疑虑，对中美在亚洲共存持怀疑态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战略资源投入的升级，比如在南海问题中从以往的经济合作扩大到加强区域防卫，并没有带来主导这一事务能力的增加。不仅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借助大国之间的博弈试图以小搏大，一些与中国没有太多安全利益冲突的国家也随着中国战略资源投入的升级对中国主导区域秩序产生消极看法。从表一数据来看，东南亚国家中，不仅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态度强硬的菲律宾和越南不认可中国对亚洲的积极作用，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的新加坡、泰国和柬埔寨在2014年以来认可中国对亚洲积极作用的比率也有所下降。
四、结论
尽管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国对亚洲的影响能力得到稳步增强，但在影响范围、权重和主导性之间影响能力的不平衡与经济、外交和政治、军事影响能力的不平衡表现尤为突出。因为，在分析“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过程中，衡量中国亚洲影响能力的参照对象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过去的状况或者其他亚洲中等强国。这势必对崛起中的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在亚太的防卫心理越发严重，认为中国在亚洲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正当行为是“强硬”和“挑衅”，通过其军事和政治话语权的优势，在亚洲国家取得了相当的影响力，削弱了中国凭借自身实力解决亚洲事务的能力。但衡量中国亚洲影响力不单单是中美影响能力的比拼，而是对现有资源实力运用的能力的分析。因此，以案例为基础衡量中国国家影响力不仅需要评估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而且要分析受影响国家的态度以及中国为实现战略目标所投入的资源和手段。
对于除了大国盟友之外的大部分亚洲国家来说，作为一个自主的国家行为体，其决策是基于各自国家利益权衡后的举措，而不是遵循中美任何一方的态度。这表现在对于与亚洲国家利益相对较为无关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些国家往往尊重中国的态度和立场。这样的尊重和支持与中国的国家实力运用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因为在中国尚未崛起的时候，亚洲国家也一贯尊重中国在内政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也就是说在中国与美国在影响能力仍有差距的前提下，增强亚洲影响力的关键并不在于中美短期影响能力差距的缩小，而在于亚洲受影响国家的态度。就目前的数据调查结果看，中国国家实力增强后，亚洲国家普遍乐于借助中方提供的发展机会，对“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合作普遍表示欢迎。但在涉及本国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问题上，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中国实力的增强，而在一些与中国有安全利益冲突的问题上有所收敛，相反一些中小国家反而表现出了更强硬的态度。如果说菲律宾等盟友国家强硬的态度是美国围堵中国纵容亚洲中小国家的结果，那么一些原本较为温和国家的强硬态度则反映了中国对亚洲国家政治安全影响力的不足，缺乏安全议题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运用实力服务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能力。
针对中国实力与亚洲影响力不平衡的现象，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采取了增加威望，说服引导到主动防卫的战略手段。在稳步增加中国影响范围和权重的基础上，其”王道思想“的治理思维对于距离儒家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产生一定影响力，但对于那些距离儒家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远或者一直试图摆脱儒家影响的国家并未有足够的说服力。引导经济合作共赢的战略手段对于经济发展预期较好的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但容易被一些经济衰退的国家当作国内经济的”替罪羊“。其使用介于引导与威慑之间的主动防卫战略手段，并未随着中国战略手段的升级而产生相应的影响力，相反应该警惕这一战略手段所产生的副作用。
[1] Michael Swaine et al., ‘‘China’s Military and the U.S.-JapanAlliance in 2030:A Strategic Net Assessme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International Peace Report, May 3, 2013, http://www.dragon-report.com/Dragon_Report/home/home_files/net_assessment_full.pdf,登陆时间：2016年5月27日。
[2]“王道“在英文中被翻译为 “ruleby merit“，并没有中文君王高高在上的意味。
[3]根据亚洲风向标的问题设计，此处影响力可以理解为正向也可以理解为负向，因此结合本文的理论框架，这一数据指标所反映的影响力包含范围和权重两个方面，但不包含主导性。
[4]目前除菲律宾、印尼和柬埔寨外，其他十个亚洲国家认为美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与认为中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比率基本持平，而在未来十年所有亚洲国家认为中国才是亚洲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高于美国。
[5]Chu, Yun-han et. al, How EastAsians View the Rise of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5, 24(93):p. 398-420; Chu, Yun-han, How East Asians View A Rising China 2016, PPT，获得时间：2016年6月12日。
[6]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6-9页；朱云汉：《王道思想与世界秩序重组》，《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2辑, 第122-47页。
（原文已发表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此处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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